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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爆出的《财经》人事动荡、主编胡舒立出走的事，差不多告一段落了。但有关《财经》的话题一时半会儿，怕是断不了了。毕竟，《财经》是一本独一无二的杂志，是受无数新闻人敬仰一本杂志，其灵魂人物——主编胡舒立更是一代媒体教母，被人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财经》的出现，以及它多次炸弹般的报道，包括中途的这次人事动荡，足以“炫丽”地在中国传媒史留下标本般的痕迹。
诚如观察人士所说，《财经》采编经营人员的出走，是典型的企业出资人和职业经理人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激烈地分道扬镳。而在胡舒立承认自己“走了”之前，我原以为胡不会如此的决绝，不会带走其手下的弟子，也绝不会重起炉灶。我以为胡教母对《财经》是很有感情的，是宁愿作出牺牲，也不会与《财经》作对的，更不会使一手创办的《财经》就此改变了方向。此外，带领大部人员出走，这在道德上不利于胡的完美。甚至，我还天真的以为，胡在多年后仍会回到《财经》。不想，事情的结局竟是如此戏剧：胡舒立和众多《财经》骨干出走。这无疑成为今年《财经》最大的新闻之一。
结局无疑是双输。虽然胡在这件事上至始至终没有发表任何看法，仅在一篇短短的告别博客里确信“我走了”，同时表达“这是个充满机会的时代”，而并未评价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但从网络里边边角角的地方也大致了解了事件发生的核心原因：报道方向（价值观）矛盾、财权（薪酬）的矛盾。其实，这是大多数中国媒体都面临的情况，出资方只看到钱，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和开支，而采编方则尽量向做独家创造影响力，并获得财务上的自由。为何独有《财经》出现了出走事件？胡教母以其年近退休的年龄竟有如此决绝的态度，实在让人惊讶。
反观我所在媒体。亦是面临上述问题。目前的情况是：“本报缺乏专业策划，缺乏对市场话题的刻骨关心，缺乏一份深入探究的报道热情......现在再也看不到以往评报时的激烈争执声，再无面红耳赤之尴尬局，对于来自外部的针对本报办报质量每况愈下的批评声音也已麻木不仁，置若罔闻。似乎已是一副高枕无忧之太平盛世景象，大家谈的多是品茶之香、登山之美、健身之乐......”这是报社记者深感本报危机四伏而作，可以看出他爱护本报之心，为本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感到不安，也为自身生在此处感到无奈，还为自身的无奈感到羞耻。这一声呼嚎并不孤独。
我也是这种不思进取的一员，某种程度上来看，也是不思进取的报社的“帮凶”。实际上，报社所有有志于改变这种情况，而没有实践于此的人对报纸质量每况愈下负有责任。我们都是罪人，都有负于这份报纸，都有负于记者这份职业。我们无可奈何、一声叹息；我们沉迷于此、深受其害。这两天，对于上述帖子，应者云集，跟帖者甚多，可见同事们还是知道报社此弊病的，也是希望改变这种情况的。可惜的是，我们都知道，只要报社领导思想解放，报社文化不彻底重建，报社制度不革新，目前的情况不会有所改变的。
看有人提到《财经》的记者编辑薪酬并不高，但是很多记者愿意去《财经》。为什么，因为去《财经》，那是证明了你的能力，实现了你做新闻的价值，完成了你对新闻理想的阶段性追求。《财经》的记者的现实证明，收入高低并不和新闻做的好于不好没有必然的关系。《财经》金融组记者付涛说：“《财经》员工的薪酬水平的相对低廉，这是业界不争的事实。即便如此，每年都有一些的条件优秀的年轻人愿意申请加入，他们中不少甚至是降薪来就。”在这样的媒体干活，必然是让自己骄傲的。
我有时也想，如果我是《财经》的记者，在这次动荡中，我会怎么走？是跟着别人一样出走，与曾经奋斗过的《财经》诀别，重新去找一个组织，进一个新的单位，并与《财经》竞争；还是留在《财经》，在那里继续生长，顽强地去维护《财经》原先的风格，去完成它所未走完的路程？——我当然没没有选择的条件，也无法劝说别人去怎么说。正如我幼稚的以为胡舒立不会另立门户和《财经》成为竞争对手一样。
《财经》的现实，告诉我们，理想与现实确实还是有距离的。理想有时战胜了现实，但现实经常战胜了理想。但理想终究是绚烂的，而绚烂才是生活本身。尽管现实不断地改变我，我也不断妥协，但我想，现实战胜了我们无数次，而我们及时战胜现实一次那也是成功的。胡舒立说“我走了”，但她留下话说“这是个充满机会的时代”。她还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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